当然，这种考评并不能在审判活动中发挥作用，也不产生直接惩戒法官的效果，它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徘徊在司法独立与司法责任之间的事前督导制度而存在。
[52]那时候不光是人民大学，包括公检法部门，书架上基本上都是人民大学法律系翻译的苏联教材。[48]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专业课程、教学计划、教学体制的设置上，模仿照搬莫斯科大学。
[79] 颜惠庆：《颜惠庆自传》，姚崧龄译，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84页。[102] 苏联俄罗斯法学与中国法学学术研讨会纪要，黄建武的发言，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5期。[35] 参见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78—81页。[43]这些留苏学生回国之后，进入大学政法院校和政法类实务机关，将带回的苏联法学进行传授，并通过带学生的方式代际传承下来。[65]留学欧美者出国时大多在1912年之后，他们不像留日学生身在国外心中还怀揣革命的梦想，他们只有学习一务，更多设想的是如何建构一个新国家的法政框架，这让他们能认真的在留学期间学习法学专业，深入研究法学的内在机理和外在技术，以便回国后一展才华和抱负。
[74]留日学生在清末民初传播新的法政知识，在政治法律的启蒙上功勋卓著，对于输入新知识开启民智功不可没。[8] 张之洞：《劝学篇》，程方平编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2页。[26]曹海军：《国家学派评析：基于国家自主与国家能力维度的分析》，《政治学研究》2013年第1期。
(5)新兴权利的认知与甄别标准。[28]按照体系化的要求，逻辑性与同一性，是一个体系有效的必备要素。学术研究和司法实践中根据具体情况设置的诸如监管、处置权之类的新兴权利都在回避这个关键点，这个关键点决定了冷冻胚胎的相关新兴权利的甄别标准是否具有融贯性以及能否在权利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诸如关于商品化人格权的保护问题应该通过立法完成，[20]还有关于隔代探望权，学界呼吁应该修改婚姻法，将探望权的主体扩展到祖父母或外祖父母，形成一种新兴权利。
【中文关键词】 新兴权利。他们在具体新兴权利研究方面已经做出了并且还会继续做出一定的贡献。
[6] 为了进一步推动新兴权利的研究，2014年12月19—21日，《法学论坛》、《求是学刊》、《学习与探索》、《北京行政学院学报》、《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六家期刊共同策划并联合主办了新兴(新型)权利与法治中国学术研讨会。【期刊名称】《求是学刊》【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3 进入专题： 新兴权利 权利概念 权利现象 权利创设 权利推定 。[5]法学界还有一些学者用新兴权利这一概念来概括权利的各种新现象和新样态。关于冷冻胚胎的新兴权利诉求无法在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国家角色进行理解，消极的国家角色无法应对实践中冷冻胚胎上产生的问题，诸如冷冻胚胎在提供者死亡后的处置问题，这涉及医院和相关利益方的利益分配。
于忠春：《论新型权利之环境权》，《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09年第6期。其实，从理论上讲，权利的概念化、体系化、制度化以及社会后果，可以依赖逻辑学、伦理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等不同知识体系的方法予以阐释或论证、描述或分析。[10]这些研究几乎涵盖了所有现实生活中新近兴起的或更新的与权利相关的现象，从而展现了中国当下一片权利繁荣的景象。长期以来，中国有关新兴权利的研究还主要停留在与权利相关的现象层面，没有上升到法学理论层面。
知识增量是评判学术进步的重要指标。本文以冷冻胚胎上的权利诉求为例展现新兴权利研究的典型范例。
方新军认为，从比较法的层面进行观察，法院的保护方法有如下几种途径：第一种方法是法官在判决中直接创设一个立法中没有规定的权利。新兴权利所关涉的问题主要有贫困问题、网络问题和信息问题等。
[25](4)新兴权利的边界问题。因此，忽视司法面向的新兴权利研究会误解我国新兴权利的发展现实，也会影响新兴权利研究的方向和成效。离开以概念和范畴为主体条件的理论观察，只能是对观察对象的经验性的描述，也就是把名词当作指称对象的名称。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方各国新兴权利制度的优劣，对各国的新兴权利制度进行规范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从法理上讲，权利，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资格，行为与否的自由，行为的合法性，以及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和主张。[20]瞿灵敏：《商品化人格权的保护：损害赔偿与保护路径》，《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从西方新兴权利的相关研究来看，它是在以提升国家能力为核心的国家建构这一大背景下逐步展开的。比如说，在宪法权利领域，任何立宪者都不能将人们应当享有的基本权利全部列举进宪法，因此公民基本权利不限于宪法的文本明确规定，还有为宪法暗示或隐藏的权利可以归入未列举权利或默示权利，经过法律推理和解释推定出公民的基本权利。
第二种方法是法官并不创设一个新的权利名称，而是将需要保护的某种‘新权利解释进立法已经明确规定的某一种权利类型中。我们可以对各国遇到的相同的或相似的新兴权利问题进行比较，总结新兴权利的未来发展趋向。
相应地，国家在公民权利保障和实现过程中主要承担的是一种尊重和保护的义务。但是，它在某些权能和行使方式上发生了变化。
[16]这种实践中的新兴权利大多存在于司法实践中，因为司法往往是最先接触到社会变迁中产生的权利主张或需求，在尚待或缺乏立法确认之前，作为新兴法益的新兴权利往往是、也只能是在个案中通过司法给予衡量、甄别、确认。第二，实证的研究方法。由于立法法研究的欠缺，法学界对于新的诉求上升为法律规则的博弈过程关注较少。这种比较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应当注重西方有关新兴权利研究的著述和相关案例的翻译和译介工作。
但是，身份权的存在是以身份关系的存在为前提，在祭奠的情形发生时，身份关系的一方当事人已经死亡，因此其身份权也应该消灭。行政权力为了管理的便利，往往对大量的新兴权利形态进行严格管制。
[11]特别是新兴权利，其中，很多都是与科学技术的兴起和随之而来的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有关系。前者强调将一种新近出现的与权利相关的现象上升为一种具体的权利类型，后者则强调在新的时空场境下，一种既有的权利类型在主体、客体、属性、权能和行使方式等方面发生的变化或扩展。
从理论上讲，新事物和新现象的发生对于理论研究的意义有以下两方面：一是可以成为某种理论适用的对象，从而使作为一种思想试验而存在的理论研究转化为一种具体的实践操作方案。例如，被遗忘权实质是个人信息权的一项权能，而非一种新型的权利。
然而，这些研究更多采取的是传统的价值分析方法，即研究者从自己心目中关于美好事物和理想状态的观念以及关于什么是正当的评价标准和价值准则出发，来判断某项新近兴起的与权利相关的现象是否能够上升为法律权利，并通过相应的制度构设来实现有力保障。但是，问卷分析时，调查者往往会忽视这些因素对问卷结果可信度的影响，而只是简单做数字上的计算。[1]法学界将这些权利形态或与权利相关的内容统称为新兴权利或新型权利，并展开了丰富的研究。(2)生造新类别的权利，违背一般法理。
这需要我们从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合作关系来看待权利问题。[32]参见李昊：《冷冻胚胎的法律性质及其处置模式——以美国法为中心》，《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年第5期。
在我国，国家更为尊重胚胎提供者的意愿，但是当胚胎提供者对胚胎处理产生分歧的时候，或者涉及当胚胎提供者死亡后的冷冻胚胎如何处理时，国家的立场就至关重要。胡岩：《祭奠权的法学方法论反思》，《法律适用》2012年第6期。
但是，这些研究还主要停留在理论适用上，而对于借助新近兴起的以权利相关现象来推动权利理论发展则重视不够。有的学者用霍菲尔德的权利理论来分析股权、搜索引擎服务商在提供链接过程中的权利与义务、人体冷冻胚胎监管、处置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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